返回柏林时，李谕乘坐的火车在沃尔夫堡临时停车，李谕意外在车站发现了普朗克。
“教授，您是去哪？”李谕问。
“我也要去柏林。”普朗克说。
“您看起来似乎精神不太好？”李谕说。
普朗克无奈道：“因为我昨天一整晚都坐在车站的候车室里。”
“一整晚？”李谕讶道，“为什么不去旅馆？”
已经年过六十岁的普朗克叹道：“通胀太快了，两周前我带着经费前往汉堡参加一场会议，回程却发现预留的钱已经不够付旅馆的住宿费，于是只能坐在候车室中。”
好在普朗克身体素质还算不错。
上了火车，普朗克又对李谕说：“我去汉堡是为了组织科学紧急联合会，马克的贬值速度令人绝望，现在科学院甚至已经支付不起纸张的费用，压根不要提任何科研项目。”
明年情况更麻烦，李谕只能随口说：“会好起来的。”
“我们只能依靠魏玛政府的一些资助，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、日本工业协会的部分资金支持，但杯水车薪，勉力维持罢了。”普朗克说。
“如果是教授的生活方面，我可以资助一下，”李谕说，“还有伦琴教授等人，上次去慕尼黑，看到他的情况也不容乐观，每天只能吃点黑面包。”
“感谢你！”普朗克说，“我实在没想到，德国到了需要一个中国人帮助的地步。”
李谕说：“我只是帮助一下几位教授而已。”
“我明白，你也只能如此，”普朗克说，“现在德国工业界凭借着最多的资金支持，在科学紧急联合会的七名董事中占据五席，尤其法本公司，他们太喜欢应用科学了，不对你的胃口。”
李谕说：“其实他们还有的是钱。”
法本公司是二战前的一个超级化工企业，后来为小胡子提供了大量赠款，帮助其竞选。小胡子当选后，法本公司更是开始大规模扩张。
普朗克说：“德国的优势在于理论科学，但这些工厂主大多不懂量子力学和相对论，给他们说了也没用。对了，今年应该发给你的普鲁士科学院院士薪水，我看也没有必要领了，全是废纸！”
“我不在意，”李谕轻松道，“不如趁着这段时间没有太多理论科学任务，教授随我去趟中国，顺便赚点外快，爱因斯坦先生也会同去。”
普朗克想了想说：“应该没有问题，毕竟学校里没有太多学生。”
趁着这两位大佬现在都缺钱，李谕很容易邀约。
历史上，蔡元培等人1922年时曾邀请过爱因斯坦访华，但他只是在上海短暂停留。
从后来的书信记录看，应该缘于一场误会。
当时爱因斯坦在日本，蔡元培和爱因斯坦约定，他去北大讲学，酬劳为1000美元。
这个价格虽然看着很合理，也不算多，但那时候的北大正好财政非常拮据，连教师的薪水都发不下去。
幸亏梁启超的讲学社负担了一部分钱，才凑够1000美元。
不过当爱因斯坦抵达上海时，负责接待的斐思德夫妇不知为何没有提及报酬一事，爱因斯坦担心北大付不起钱，于是离开了上海。
当他上了船才知道，其实蔡元培已经准备好了，就是忘了定个合约。
可惜已经发船，爱因斯坦只能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解释未能赴约的原因。
此前《申报》已经造了很久势，北大也准备好了迎接爱因斯坦访问，一下子全都落了空。
蔡元培相当难过，在他眼中，爱因斯坦的光临比什么鼎鼎大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重要几十上百倍，却只是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未能办妥。
爱因斯坦本人曾表示将来再去一趟中国，弥补一下，可惜再也未能成行。
现在，李谕完全可以办到。
不仅爱因斯坦，普朗克也一起叫来。
两人很快安排好行程，与李谕一同登上轮船。
船只还是先经过美国，因为爱因斯坦获得了诺贝尔奖，老美这边也很希望让他去演讲一轮。
轮船上，爱因斯坦高兴地说：“虽然美国方面没有接受我提出的美元报酬要求，但他们最终还是决定给我美元，这个价格也不错。”
缺钱的爱因斯坦大佬当然要把挣多少钱放在第一位，不过他还挺会“看人下菜碟”的，找老美开口就是，而对于蔡元培，只是1000。
美国大学给普朗克的报价差不太多，此时的老美非常有钱，在欧洲人眼里就是纯纯暴发户。但不管科学还是艺术，欧洲人都看不上老美。
老美自己也觉得这些方面不如欧洲，非常愿意请欧洲的顶级科学大佬、艺术大佬过来讲学，酬劳方面包满意。
就连船票都是老美提前给他们三人买好的，普朗克和爱因斯坦一开始想低调点，坐个普通舱就好，但他们的要求被拒绝